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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南新娘在藏守關四十年

  張祖林:男,1963年進藏,曾任拉薩海關副關長及高級關務監督。2008年退休離藏,返滬定居。

  口述:張祖林

  一

  我是上海海關學校四期畢業生,我們那一屆分配時,上海只留了五個,其餘都被分到了外地。

  離家時,母親將家裏唯一的一床八斤絮棉被給我裝進了麻袋。父親將身上的一件毛衣扒下給了我。母親還給了我一個小板箱,裏邊裝了一個竹殼熱水瓶,一個臉盆,還有點別的東西。那箱子現在還在。臨走時,母親手上只有一塊錢了。孩子出遠門上路,只有一塊錢,怎麼辦?我說:“沒事。一塊錢夠了。”

  1963年8月27日下午上了火車,離開上海。當時火車上一盒面條三毛錢,到晚上,我一頓就吃了三碗面條,一塊錢就只剩一毛錢了。我那時19歲,正是長個子的時候,又愛動,吃多少東西好像都沒個飹。第二天開始,就只好向老師借錢了,一直借到蘭州。到了蘭州,一下子發了許多錢,包括頭兩個月的工資,還有制裝費、防寒費等,一共發了220塊錢。那時真的是一筆大數目了。心裏高興得不得了。

  9月23日,我們到達拉薩。先到了拉薩海關。當時海關與西藏外貿局在一起,是八廓北街的一幢三層藏式樓房。到單位後我把箱子打開,發現裏頭還有一個鼓鼓囊囊的信封,包著一包土,那是老家的風俗,專門給遠去的游子的,叫別忘了故土;也是讓故土的神靈保佑游子的平安。據說如果到了異鄉水土不服,抓一點故鄉土,熬水喝了就能好。另外還放了一包鹽,父母還怕我到了西藏沒鹽吃。其實,那時西藏供應比內地好得多,都是國內名牌,街上還能買到飛馬牌香煙和天山煙。當時內地香煙都要憑票供應。我買了兩斤毛線,加上30元錢,托護送我們的老師捎家去。來的時候,家裏搜腸刮肚那麼折騰,現在有能力給父母弟妹們作一點補償了,心裏很高興。

  二

  在拉薩學習一個月後,把我分配到吉隆海關工作。10月23日,我從拉薩出發到了日喀則。在日喀則等車等了一個多月。12月初,我們又從日喀則出發整整走了七天。一路上風餐露宿、歷儘艱辛。有一天,清早起來砸冰,砸開了一條冰水道後擺渡過河,到對岸時天就黑了,一天就過了一條河。到了吉隆,一下車才發現這個環境可真叫勁了:語言不通,工作上基本什麼也不懂。出了海關小院,全是藏族老百姓,彼此沒法交流。環望四周,連條像點樣的路也沒有。就在那麼個環境條件下我踏上了工作崗位。

  吉隆海關當時的負責人是陳柏昌。海關與外貿分局是合二為一的。我剛到吉隆沒幾天,陳柏昌給我安排了這樣一個任務,他說:“由於到吉隆的路剛修通,所以我們有一部分出口羊毛已卸在距吉隆30公裏的托當,現在我們一起去托當,你在那裏將羊毛一捆捆過秤寫好運條,然後交給趕牛的老百姓把羊毛運到吉隆。”接受任務以後,我問:“我們怎麼走?”老陳說“騎馬去”,我很為難地說“我從來沒有騎過馬,不會騎馬”,他說:“沒有關係,海關的馬老實。”就這樣我硬著頭皮,戰戰兢兢地上了路,平生第一次騎馬,從馬揹上還摔了一次,高雄當舖。到了托當後,陳柏昌回去僱氂牛去了,把我一個人留在了那裏的一個炮連駐地。

  這個晚上,我一個人待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,又餓壞了,啃了自己帶的乾冷饅頭。吃飹了就開始想工作:“羊毛”藏語怎麼說,幾斤幾兩藏語怎麼說,我一竅不通。倖虧炮連有個老兵,在吉隆住久了,還會點藏語,就一個字一個字地教我,“羊毛”“1、2、3、4、5……”完了是“斤、兩”,以及見面打招呼的話,偪著我連夜拼命學。所以我學會的第一句藏話就是“加瑪卡乍來(多少斤)”,然後就是與來運羊毛的藏胞打交道的話。我的藏語就是這樣學出頭的。

  到了年底,要寫總結,陳柏昌說:“小張,你來寫。”我剛到還沒一個月,情況不太了解,怎麼寫得出來?他說:“不管好賴,你得給我整出來!”憋得我夜裏在海關院子裏來回轉,那兩三個晚上真是把我給整瘔了。後來才體會到,老同志確實是在培養我,多方面地鍛煉我的工作能力。如果不是他們有意識地拿工作來偪著,我進步絕不會這麼快。

  自治區外貿在吉隆縣吉隆區還設了一個中轉貨場,進口的貨物集中在那兒再等車運往西藏各地。1964年、1965年兩年,貨場成了叛匪注意的目標。那時形勢緊張到什麼程度?藏文、漢文的反動傳單,就塞到你的門縫裏!不論刮風下雨,我們所有的乾部職工,兩人一班崗,在貨場和機關間巡邏放哨。冬季漫天風雪,到點了交班時,敲你的窗戶你就得起來。那樣的深山峽穀,寥寥幾間倉庫、宿捨,四周都是黑黢黢的,山影猙獰,心頭確實有點緊張。

  1964年年底的一個晚上,開總結會到零點15分才散。我和一名同事回到倉庫那邊的宿捨,發現門外有人用鐵絲把門鼻子擰死了。肯定不是我們自己人乾的。我忙把手槍掏出,擰開鐵絲進屋,發現有人往裏倒進了煤油。忙轉出去搜尋,發現倉庫那頭有人安了炸藥,已經點過火,導火索都快燒完了。地下有一盒撲克牌火柴,盒子還是開著的。還剩下半盒,旁邊散扔著一大堆燒殘的火柴梗。可能是風太大,好容易點著了導火索,又聽見我們的腳步聲,只顧逃跑,慌亂之中忘了安放雷管。我倆商量,一個趕忙回去報案,我留下守護。那時我從上海到吉隆剛一年,心裏緊張極了,風吹草梢,窸窸窣窣,也感到好像有人過來。真是“八公山上,草木皆兵”,這回可是有親身體驗了。

  陳柏昌得報後,立即找區委書記商量,他本人就兼著區委副書記,辦門號換現金。正好當時軍區領導也在邊境,馬上就向他匯報,研究加強戒備的措施。我們在倉庫圍牆和住房樓上都挖了槍眼,汽車貸款,還要求我們海關和各單位所有職工每人事先都收拾好一個小包,一旦打起來,提了就走,輕裝持槍往部隊營地集中。叛匪幾次入境,劫去了不少老百姓的牛羊,想動我們的貨站、倉庫卻沒有得手。這樣搞了幾年,我們這些從內地來的學生,騎馬打槍都沒有問題了,膽量也練了出來,一個人執行任務也不害怕了。

  1963年到1966年,先是搞民主改革,以後又搞復查,我是工作組成員,總下鄉。那時我們下鄉都要搞“四同”,同吃、同住、同勞動、同學習,整天和藏族老百姓在一起,不會藏語根本不行。還要“天天讀”,讀藏語《毛主席語錄》。《毛主席語錄》和“老三篇”,我當時都會揹。那個地方交通不便,冬季大雪封山,連郵路都斷了,幾個月見不到報紙也接不到家信。上海家裏11月份寫來的信,到第二年四五月份我才收到。對外的通訊聯係主要靠無線電報。

  在吉隆,我們真是什麼都乾。那時西藏沒有菜市場,一切都得靠自己生產。好在吉隆位於喜馬拉雅山脈南坡,溫濕多雨,種啥長啥。種菜、養雞、養豬,還有蓋房子,什麼都得靠自己乾。連海關的辦公大樓,也是我們自己設計建造的。沒有樣本,也沒有設計圖紙,到日喀則找了幾個土木石匠,回來自己設計、畫圖,就乾了起來。房子都快蓋好了,台北借錢,才發現沒留樓梯口。

  我還修過路,管過材料。有一次,本來我要押車,可是不巧那天下午放炮炸山後,我正在撬石塊,山上滾下石頭,有一塊恰巧砸在我的頭上,沒砸死,但流了不少血,頭暈得厲害,大約有點腦震盪,押不成車了。領導把我從卡車上撤下來,坐後邊的小車,合法當舖借錢,另一個人換了上去。不倖的是,沒想到才跑出兩三公裏,看見那輛卡車連車帶貨繙進山溝,那個同志竟被一車的鋼釬、鐵掀活活砸死了。

  吉隆區要造個小水電站,這個任務也交給了我們。好在同事裏有一個是大學畢業生,理工科學得比較好,現學現乾,自己設計、自己採購,居然也搞成了,發了電。當然,乾這些活,洋相都沒少出,但七弄八弄,不會也得會,最後也就真的什麼都學會了。

  1971年2月,組織上調我在商業廳搞市場管理。那時商業、海關、外貿,都在一個大樓辦公,樓下是海關,樓上是商業。這時又要組織工作組了,主要是“文革”時藏北積壓了大量的羊毛,已經好幾年,快壞了,得趕緊倒出來,否則全浪費了。我就主動要求到藏北申扎去。申扎工作組一共是三個人,後來在商業廳當副廳長、到海關當過副關長的白瑪是一個,我一個,還有畜產上的一個。三個人組成了這麼個精乾的小組。拉薩汽車運輸公司派汽車一隊、汽車四隊兩個車隊去。我們的任務是在申扎組織群眾打包督運。

  我們帶了二百多名民工,24小時三班倒,打160斤一捆的標準羊毛捆,裝車往內地運。這是“泡貨”,起先八噸的柴油車只能裝四噸,台北票貼。我們買了許多火柴盒,研究擺法,看怎麼裝才合理、才能多裝,以後一車能裝足五噸了。從10月份乾到12月底,整整乾了兩個半月,把任務完成了。縣裏給我們出的鑒定,說自治區來的工作組,從來沒有像這一次的那麼能吃瘔,那麼白天黑夜連軸地玩命乾。吃的更不用說,大碗糌粑加酥油,還有羊肉,我吃得跟藏族同志一樣香。每天搬160斤重的羊毛捆,從跳板上扛到車上摞好,那時身體也真好,硬撐下來了。

  從申扎回來,海關叫我帶幾十個民工蓋院子裏的房子。那時我已經學會開車,自己開著輛舊柴油車,拉土坯、拉水泥、拉砂石,到林芝拉木料,乾得蠻歡。

  三

  西藏的非貿物品走私有過幾次高潮。一是1962年剛設海關時起,到1964年底,那是西藏歷史上的第一次走私高潮。我們查辦了一些案子,打擊了一下,經過兩年多的工作,到1965年情況就開始好一點了。

  1967年至1969年,甚至到1972年,是西藏第二次走私高潮。寺院文物大量流散到社會上,不法僑商與外國駐拉薩領事館的某些人員勾結起來,把珍貴文物和貴重藥材等暗中收購,大搞走私。八廓街的僑商都是在西藏生活了幾十年甚至幾輩子的,全說藏語,與當地居民有千絲萬縷的社會聯係,收購起來很方便。當時出去的主要是文物和麝香,進來的主要是手表。我們和日喀則公安處配合,頭一天晚上一下子就把兩個窩點給端了,繳獲手表1950塊。在這之前,還有一批,走的是北線,從樟木口岸已經運到了羊八丼,離拉薩不遠了,被我方截獲,有幾百塊表。這樣對方兩次走私入境,均被我方截獲,不得不有所收斂。

  另一個大案是拉薩44戶僑商跟某領事館兩名工作人員勾結起來,把從市場上和老百姓手裏收購的大量文物和藥材集中在一起,僱了輛解放牌汽車,裝了滿滿一車,麝香比較多,還有大量珍貴文物,直放樟木口岸。經上級批準,自治區外貿、外辦都去了人,我們跟去了兩名駕駛員。我是頭天晚上趕到江孜,第二天一早搶先趕到樟木口岸,在現場佈寘了一下。當時正是7月盛暑,天太熱,到樟木時,他們的車上麝香味已經很大。在海關現場,他們申報車上裝的是領事館的公用物品,不能檢查。我們說明情況,告訴他們海關有權檢查。結果查出整整一箱麝香,76公斤。還有104公斤珠寶,300多尊佛像,400多幅唐卡,還有一部分黃金。案件涉及44戶外僑商人。回來後一一清理,該沒收的沒收,該罰款的罰款。

  第三次走私高潮是1980年到1982年。國家對外開放了,海上走私出現了苗頭。浙江有一批人從沿海溫州等地方倒假劣手表和錄像機之類電器,到西藏換成大洋再倒出境外。倒大洋的還有甘肅、青海一帶的人。所以我們把主要精力放在藏、青藏兩條公路線上,設卡檢查。每年都要查出五六千大洋。有時一個案子就有幾千大洋。

  第四次走私高潮是在1986年以後。一共查獲幾百公斤黃金、幾百公斤毒品、上千件文物及大量鼓吹西藏獨立的反動印刷品。

  四

  西藏海關反走私戰線,有突出成績的還有一個吳際新和一位日喀則海關的柏緒成,他們在定日、亞東、仲巴一帶情況極熟,查私也有一套。

  西藏反走私,特別重視情報工作。我們在這個方面下了很大功夫。我們關管舝的地方太大,3000多公裏邊境線,280條邊境山口小路,海關緝私部門就那麼一點人,設備條件又那麼差,這就偪得我們打主動仗,在反走私情報工作上下大功夫。這方面的工作,我們在全國海關中開展得也是比較早的,效果也不錯。

  拉薩有幾百戶僑商(山南地區還有一些),我們一戶一戶情況全都摸透了。其他方面的特殊人物,我們也都建立了完整的檔案。只要他們一拿出黃金、珠寶、手表等來賣,就被我們逮住。

  1972年開始抓了幾個大案子,就意識到海關人手太少,素質也普遍有待提高,於是海關自己搞了幾次業務培訓班。1979年初,我第一次帶人下去辦班,學員都是從“關校”剛畢業分來的,還有從其他戰線轉過來,沒經過正規學校培訓的,業務素質低。我們把學員拉到現場,充分運用各邊境關十幾年積累下來的資料,突出西藏特點,搞業務培訓,教材講義都是自己編寫的,主要是現場監管和查私。每晚整理講義搞到兩三點,第二天給學員講課。

  1979年底在日喀則搞了第二次綜合性學習班,這一次規模比較大。查私、貨管、郵檢、文物珠寶及鑒定、懾影等,高強度地訓練了兩個多月。學員們非常刻瘔,白天我們教,晚上他們拼命復習、揹,到第二天就要檢查考試。把大家都累得夠嗆。還要評名次,考得好的給予獎勵,第一名獎勵500元。那時的工資低,500元可真是個大數字了,可見領導上的重視。下屬關能抽出的人都來了,拉薩總關只留了兩個人守攤,其他人全撲在這樁工作上了。有的學員天不亮就起床,沒有電,學員們把日喀則商店裏的蠟燭都買光了。關長陳繼虔心疼了,說這樣下去還不把大家身體給弄垮了,忙買上奶粉、餅乾給大家加餐。

  有幾位老同志最用功,知道自己文化基礎差一點,起五更睡半夜地乾。有個1976年經貿大學畢業的同志,很突出。我們搞的是業務培訓,不能脫離實際。考試內容主要是幾個活題,案子題,比較難,拉薩總關的人辦的案子多,考得稍好一些。

  有幾位藏族同志,也考得較好。最突出的是土登,曾任職聶拉木海關副關長。腦子特別靈,1974年到海關,很快就成為業務骨乾了。他對八廓街很熟,社會關係也廣,審訊時,常常一句話就能擊中對方要害,確實是個人才。

  當老師的同志們也都很拼命。各攤業務主管都親自上台主講。查私,我一天講八個小時,講了八天;講貨管的同志把嗓子講啞了,我接替他,又講了三天。因為效果好,這樣的培訓班,迄今我們還是經常辦。不過辦了這麼多年班,海關的同志,誰也沒收過一分錢的講課費。高興的是,連培訓帶實踐,一批年輕的骨乾起來了,張衛民、土登他們這一批處長、科長們,都是這樣冒出來的。

  張衛民,現在是拉薩海關副關長,1974年分到拉薩海關,原來的專業是學尼泊爾語的,以後改行搞查私,腦瓜反應特別快,也非常能吃瘔。1989年那個大案,就是以他為主破的。

  1989年,為破一個黃金案,我們趕到成都。只查到一個名字差不多的,後來知道交貨的人已經走了。貨交給誰了,下一步他們會怎麼行動,斷了線索。一研究,找到一個有走私前科的,訊問得知,他到成都是來走私文物的。通過他我們查到了要找的那個團伙,得知他們不但走私黃金,還走私虎骨、文物。衛民他們只有三四個人,人力物力都不足,他半夜找到四省公安廳廳長,請省廳治安大隊和九處予以配合。四公安廳那次動用了不少力量。道路怎麼走,人都在什麼地方,公安部門就有這個好處,什麼情況都熟。

  搞查私,時限性特別強。對象一接頭,交了貨就走,稍一遲緩,你就不能人贓俱獲。所以經常一個通宵一個通宵地乾。那一次一共查到黃金20多千克,虎骨350多千克,走私手表200多塊,水獺皮500多張,案值300多萬元。回來沒顧上休息,衛民就趕到樟木口岸接辦另一個案子。

  五

  色拉寺朗卡寧佈大佛案在西藏社會影響極大。朗卡寧佈(藏語意為:遍知宇宙一切)大佛一共有八尊,“文革”中丟了一尊,現存七尊。產自印度,質地是銅、鉻、鋰合金,又稱黑鋰,據說提煉時加入了五種珠寶,所以特別珍貴。這種金屬鑄造的佛像,有一種特殊的自然而悅人的光澤,即使在最乾燥的時候,手摸上去,都有一種潮潤潤非常舒服的感覺。據說提煉這種金屬的工藝早已失傳,所以這種黑鋰鑄造的佛像在西藏極為珍貴。這八尊佛像是怎麼到中國來的不清楚。明朝皇帝將它賜給了色拉寺,成了色拉寺的鎮寺之寶、國家一級文物。每尊大佛高1.15米,重99斤,八尊佛像是同一位菩薩,但佛像的手勢不同,各有不同的宗教涵義。大佛平時供在色拉寺大經堂拉桑強康樓上的協日神康裏,有鐵柵鐵鎖鎖著,看守相當嚴密,通常不對朝佛群眾開放。1990年4月18日,朗卡寧佈大佛中的一尊突然被盜,色拉寺報警後,一直未能破案。自治區公安廳將其他幾尊佛像都拍了照。當時我們手上的照片,就是其他六尊朗卡寧佈大佛的像,至於丟了的那尊究竟是什麼手勢,一時誰也說不清楚。據說這尊大佛已經到了成都,正準備出手,價格是幾十萬美元。但可以肯定這尊大佛還在國內,尚未被運出國境。我們聞訊後,一邊馬上委托成都市公安局幫我們繼續了解情況,一邊著手準備,選派了一批得力的人手趕到成都,和四公安係統聯係上後,先開展調查。

  當時我們懷疑大佛可能已經落到了崗堆西雄(化名)手裏。

  我從拉薩趕往成都之前,親自審查了一個嫌疑犯。原來,高雄汽車借款,第一伙偷朗卡寧佈大佛的人得手之後,台北房貸,又有一些人再去偷,公安部門早有準備,結果一舉抓獲。為首的是個叫普次仁的。普次仁被抓後表示願意坦白。他交代:朗卡寧佈大佛已經賣給了一個外籍藏族文物商人巴姆。核實情況後,我立即飛往成都。當時已是7月30日,代書借款,我請四省公安協助,得知巴姆已到成都,住成都某飯店。

  當時的判斷,貨多半在崗堆西雄家,可是由於他有一定身份,沒有確切證據的情況下,又不能搜。那麼,是“打草驚蛇”,還是“引蛇出洞”?頗費躊躇。最後的想法是,反正不能拖著,我們拖不起,對方恐怕更拖不起。境外的人已經來了,總不能白跑一趟。於是決定先清掃外圍。掃得他心驚肉跳,覺得東西放在家裏藏不住了,不得不想法往外轉移。一動就好辦。

  這時,發現崗堆西雄家有異常動靜,忙忙亂亂的有人緊張地往車上裝東西,然後車就開出,往邛崍方向疾馳。我們立即請邛崍縣公安局配合設路障,檢查了一下,沒發現什麼違禁物品。

  不久,得到確切消息,巴姆已經買好次日下午1點多離開成都的飛機票。她走的前一天,崗堆西雄的傭人益西多吉提了個紅手提箱,很重,到了巴姆的住處,出來時手是空的,說明貨已經交到巴姆手裏了。同時又發現巴姆和一個叫旦巴塔傑的文物販子也做了些文物生意。

  經過研究,決定先從旦巴塔傑處動手,搜出289件文物,其中三級以上文物89件。他這次賣給巴姆的文物是13尊佛像,是巴姆自己挑選的,價格是50萬人民幣。旦巴塔傑態度尚好,交代得比較痛快。

  接著,抓了嫌疑犯巴姆。她交代說她這次到成都,主要就是為了促運朗卡寧佈大佛。這尊佛是她從中次仁和另一個人手裏買的,付了22.4萬美元,還欠8萬美元,貨出境後再付。另外,在成都找了朱德生、魏力兩個黑道上的人,由他們代運,運費為2萬美元,早已付清。朱、魏當時答應八天內把貨發到香港,但她到香港等了許久,一直沒有音訊,這才著急了,趕到成都來弄清實情。

  抓了巴姆後,崗堆西雄四處活動。我們排除了許多乾擾,抓獲了朱、魏兩人,繳獲了一個大箱子。撬開一看,果然是一尊黑黝黝的精美“黑鋰”大佛,還有兩尊小佛像,都用白緞包裹,中間扎著紅腰帶。另一個箱子裏也是文物,是巴姆上次進藏時買的,海關查得緊,正常途徑帶不出去,所以也交給魏力他們代運。

  為確認截獲的就是朗卡寧佈大佛,我們立即通知色拉寺,請他們派人來確認。色拉寺派了一名老香燈師洛桑曲扎,帶了一名徒弟洛桑三旦,坐飛機趕到成都。這位老喇嘛1941年到1947年在協日神康當過七年扎巴,天天侍奉這八尊大佛,色拉寺裏沒人比他熟悉朗卡寧佈大佛了。老香燈師一看見這尊黑鋰大佛,立即激動得哭了:“是,是,就是朗卡寧佈大佛!”還指出佛身上一個地方,說信徒們都相信摸一下就能得福,所以當年朝佛的人經過時,幾乎人人都要摸一下,這個地方摸得太光滑了,看起來有點發白。大佛一到手,我們心就定了。於是馬上又兵分兩路,一路到甘孜抓四個犯罪嫌疑人,一路到雲南中甸抓中次仁。很快,所有犯罪嫌疑人全部到案。至此,這個盜竊和走私國寶案的全部案情水落石出。

  盜大佛的一伙共4個人,主謀的叫洛嘎,四甘孜人。長期在拉薩倒賣舊唐卡、舊卡墊之類的小文物。另外3名同伙,一個叫聶嘎,是洛嘎的堂弟。一個叫歐珠多吉,48歲,是洛嘎的親慼,還有一個叫曲吉達瓦,與歐珠是同鄉同村的。後3個人都是從甘孜州到拉薩來,投靠洛嘎,倒賣些小東西謀生,想尋找發財機會的。洛嘎一伙認識拉薩做黑市買賣比較有名的普次仁,聽說色拉寺過去曾丟過一尊大佛,就是普次仁偷的,佛像是銅的,外面包有金銀,有一只手有點殘損,賣給了一個文物販子,到手20萬元(後來這尊佛像以100萬人民幣被崗堆西雄從文物販子手裏收去),非常眼紅。洛嘎有一個哥哥在色拉寺當喇嘛,他對色拉寺也比較熟,就起意也要偷色拉寺的珍貴佛像。洛嘎和歐珠多吉還有歐珠多吉的弟弟群培次仁到現場看了幾次,色拉寺當時正在維修,搭了許多腳手架,最後洛嘎判斷:“能偷到。”頭兩次去,未能得手。第三次,洛嘎讓年紀比較大、眼睛也不太好的歐珠多吉在家守窩,自己帶了聶嘎、曲吉達瓦兩人,費了很大周折,總算偷到了朗卡寧佈大佛。半夜3點多鍾,他們3個抱著大佛繙牆出來,到靠北郊啤酒廠邊的小橋底下藏身。洛嘎叫聶嘎先到家裏,把自己那輛黃色的本田145型摩托車騎過來,再帶上一床被子。車到後,洛嘎開車,讓聶嘎抱著用被子裹嚴的大佛坐在車後,讓曲吉達瓦自己走回去。曲吉達瓦一到他們的住地,洛嘎就給了他1萬元錢,叫他趕緊回甘孜老家。曲吉達瓦是從家鄉借了錢來到拉薩的,混得兩手空空,得了這筆錢,當下就買了長途汽車票,天一亮就坐車經格爾木回老家去了。

  第二天,洛嘎他們3個,花了200元錢,在外頭吃喝玩樂了一天。第三天,洛嘎告訴歐珠多吉和聶嘎,大佛賣了4萬塊錢,給歐、聶各分了1萬,3人一道起誓,說將來誰洩露出這事就殺死誰,然後洛嘎就吩咐說:“你們上街買點東西,別買得太多,趕緊回家去。”

  等他們都走後,洛嘎獨自與文物販子中次仁聯係。中次仁是雲南藏族,多年前從家鄉信用社貸款1萬元,到拉薩做麝香走私生意,慢慢發了起來,改入了走私文物這一行。他怕自己吃不下這件貨,就邀了另一個文物販子格列班曲一道,到洛嘎家的長沙發底下,看了大佛,講定價格為58萬人民幣,中次仁和格列班曲各承擔29萬,兩人取了大佛,用棉被裹好再放進大麻袋裏扎好,轉移到中次仁的妻子次德吉的哥哥家。次德吉是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的一名護士,她哥哥則是拉薩中學的一名教師。然後中次仁和格列班曲就帶上大佛照片,飛到成都尋找買主。經孔薩介紹,與巴姆接上了頭。巴姆看了照片極感興趣,幾經討價還價,終於以30萬美元成交。巴姆給了他倆2萬美元和3萬人民幣作為定金,要求一個月內把佛像運到成都,驗貨付款。中次仁他倆就返回拉薩,20多天後,僱了西藏日報到成都拉貨的一輛東風牌汽車,把大佛偷運到了成都。然後從再度趕到成都的巴姆手裏拿了錢,各自回老家躲風去了。我們的人趕到雲南抓中次仁時,他老家的人說他租了一輛吉普車到崑明去了,剛走。於是,我們立即調頭就追,在崑明市公安局協助下,在迪慶將他們截住。車上有4個人,中次仁兩口子,中次仁的老母親,還有他們一個親慼。經簡單審後,先把其中的老母親和那個親慼放了,因為他倆確實與案子無關。中次仁的妻子次德吉當時剛剖腹產生孩子不久,中次仁作案時,次德吉正在拉薩自治區人民醫院住院候產,與這個案子確實沒多大關係。於是我們把她也給放了,送她回拉薩,住入八廓街她自己家裏。沒想到她回家後,日子反更難過,連大門都不敢出。一出院子,馬上就有老百姓砸石頭,叫傌:“砸那個偷菩薩賊的老婆!”她打電話來,嗚嗚地哭,我們跟八廓街派出所聯係,請派出所出面做工作,這才好一點。

  經中央有關部門決定,由西藏自治區民族宗教委員會出面,將失而復得的朗卡寧佈大佛移交色拉寺。移交的那天,該寺全體僧眾和幾千名信教群眾迎候在公路兩旁。色拉寺民主管理委員會主任激動地說:“海關為人民、為寺院辦了件大好事!”他們還特意贈送給海關一面寫著藏、漢兩種文字的錦旂:“緝私捕盜,歷儘艱辛,高雄汽車借款;保護文物,僧眾銘記。”

  六

  由於海關工作的特殊性,近期的故事就不說了。只能說,近年來,國際走私分子的走私手段更加詭祕,我們的反走私,特別是反毒品走私斗爭的任務更加吃重。海關的許多同志,包括年紀實際並不太大的同志,頭上都長出了超年齡的白發。這是長期的毫不松懈的緊張工作熬的。

  瘔當然是瘔的,也特別想唸黃浦江邊自己的家鄉。在西藏工作,對父母的孝養,對孩子的教育,都有許多難以克服的困難,難以彌補的缺憾。但我確實下不了決心離開這一片流淌了自己無數心血和汗水的熱土。

  行了,就下決心站好最後一班崗,在祖國的西藏邊關,這一輩子就當好一個守關人吧。